梁啟超早年起號“任公”,典出《莊子·外物》,說的是古代有一個叫任公的漁夫善釣大魚,其釣魚場面驚心動魄。梁啟超取“任公”這樣一個有氣勢的號,含勇于戰斗,有遠大抱負之意。" />
  • 任公是指誰(梁啟超)

    哼哈百家事 2022-12-06 16:26:09 投稿 瀏覽:231
    任公是指梁啟超。
    梁啟超早年起號“任公”,典出《莊子·外物》,說的是古代有一個叫任公的漁夫善釣大魚,其釣魚場面驚心動魄。梁啟超取“任公”這樣一個有氣勢的號,含勇于戰斗,有遠大抱負之意。

    導讀:在今天,為什么仍然要閱讀梁啟超?|紀念

    梁啟超(1873-1929),字卓如,一字任甫,號任公。清朝光緒年間舉人,中國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史學家、文學家。戊戌變法領袖之一、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,其著作合編為《飲冰室合集》。新京報插圖/孫嘉潞

    撰文 | 王晶晶

    過渡人:一個開放的“本位”智者

    梁啟超深深影響了“五四”一代知識分子,給予他們無數的啟發。“五四”一代發展了他“求新求變”的一端,卻更徹底,不同意對中國文化的回歸,主張“全盤西化”。

    不難發現,魯迅的“改造國民性”和梁啟超的“新民說”一脈相承;就連路徑都相似。梁啟超在《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》一文中,前所未有地把小說抬高到了啟發民智的作用:“今日欲改良群治,必自小說界革命始;欲新民,必自新小說始”;魯迅也是要以文藝(文學和美術)改變愚弱國民的精神,在他自己,也主要是靠小說。

    無獨有偶,梁啟超提出“俗語文學”,胡適提倡白話文、“國語的文學”,主張“整理國故”——這里的“國故”,對于胡適來說,主要包括中國古代小說。胡適把白話小說提到文學史上重要的地位,是在梁啟超二十年前所提倡的“小說界革命”的基礎之上進行的,不過梁啟超把小說提到了救國救民的高度,未免拔高,胡適則還小說本來文學的價值,使上帝的歸上帝,愷撒的歸愷撒。梁啟超的“新小說”《新中國未來記》只有五回,而五四“新文化運動”以降的“新文學”取得了豐富的實績和成就。

    百年來,求新、“西化”、“現代化”始終是主旋律,而梁啟超最后所服膺回歸的中國傳統則一向式微(只要看孔子自“五四”到今的命運便知)。這無可厚非,因為時至今日,我們不是“現代”得太多,而是根本沒有完成、遠遠不夠;這時提倡的“中國傳統”、“國學”,很容易寄托“專制王權”的舊夢。

    但我們依然是“過渡人物”。新的無以立,舊的已破壞。你看今天人們所有的論爭,從離婚到科研經費,都說明我們是如何的莫衷一是、無所依傍。道德、行為準則層面的莫衷一是、無所依傍猶可,最難和不幸的是精神、心靈層面的無所依傍——我們的人生應該如何度過,何為幸福?當我們遭遇困厄的時候、孤獨彷徨的時候、疑惑虛無的時候,上哪里去找對話的資源,找到可以安慰我們、使我們服膺的力量?正是在后者的層面上,今天我們更需要我們的傳統,更需要和梁啟超們對話。

    可我們深受“五四”思維的影響。魯迅說,“少讀、或不讀中國書”;胡適說,我們要承認百樣不如人,只有“全盤西化”;魯迅還說,“肩起黑暗的閘門,放他們到光明的境地里去”——在他們的語境中,有個“黑暗”和“光明”的二分,中國的、傳統的是黑暗的、西方的、現代的是光明的。如今,我們不好意思說正在讀《論語》、《德育鑒》、《山海經》,自然而然地羞于向傳統去尋找資源;我們習慣啟蒙、反抗、革命,不習慣講自身內在的修為;我們傾向認為天下不治,所以個人還不夠好,梁啟超們則認為,因為自己的人格境界還不夠高,所以戊戌變法才不成。

    “五四”諸君們說,要“少讀,竟或不讀中國書”,甚至廢除漢字,減少我們身上中國文化的基因,改造我們的國民性;梁啟超則示范我們,做一個開放的中國人,發揚我族文化的光榮,對全世界人類和文化,做點我們的貢獻。

    梁啟超和他的孩子們(其中右手牽著的、睜著大眼睛的小男孩便是梁思成),這張照片約攝于1905年的東京,上面寫著“新民叢報時代任公與順成永三兒”。

    為人父:并綜新舊的平衡智慧

    也就是說,今天我們之所以還要讀梁啟超,是因為面臨著相同的文化問題——傳統和現代,中與西。在全球化之下,這個問題于今更為迫切。“中西文化”并非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用來做論文的;“文化的沖突與交融”在我們身邊隨時發生、隨處可見。

    舉個例子,眾所周知,西方重“個人主義”(individulism),我們則是家庭本位(family-orientied)的。那我們在選擇結婚對象的時候,是只用考慮自己的感情,還是要考慮家庭的利益?我們和父母的關系到底如何劃分邊界?等他們老到不能自理,是要搬到一起住還是送他們去養老院?丈夫表弟孩子的百日酒要不要去喝,送禮物還是紅包……

    這些問題梁啟超、胡適們就遇到了。

    據楊步偉《雜記趙家》中說,那時他們在歐洲的留學生流行離婚,脫離包辦婚姻,今天勸這個離婚,明天勸那個離婚。徐志摩向張幼儀提出離婚時,對她說:“你能不能做徐家的媳婦,而不做我徐志摩的太太?”這是典型的“個人主義”和“家庭本位”的沖突。

    同樣的沖突發生在林徽因身上,她留學美國,耳濡目染、部分奉行的是“個人主義”;可當1931年他們定居北京后,家中除了梁、林、一雙兒女、林老太太外,還有五六位親戚常住,1936年她給閨蜜費慰梅寫信吐槽道:“當一個‘老爺’娶了一個‘太太’,他們要提供17張床和17套鋪蓋……”“下次你到北京來,請預訂梁氏招待所!”她向來爽直,甚至直接說:“我真羨慕慰梅嫁給一個獨子(何況又是正清)”。

    梁啟超是如何面對新式的、西方文化的沖擊的?以婚姻戀愛為例,他自己的婚姻還是“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”,而到了梁思成婚戀的上世紀20年代,梁啟超并綜新舊、兼容中西地想出如下辦法:“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,給你們介紹,最后的決定在你們自己,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。”這樣父母既以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盡了責任,又尊重了子女個人的情感意愿。梁啟超不禁自鳴得意:“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……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們家孩子一樣。”

    以“民族文化本位”的態度一以貫之,梁啟超對于“禮”是維護的,和喊出“打倒孔家店”、“禮教吃人”口號的“五四一代”不同。他認為“禮”是千百年來形成的文化秩序,按“禮”行事,才能名正言順、使人各安本分、各行其是,“禮”不是幸福的桎梏和障礙,反而是其保障。

    平日書信中,梁啟超隨時督促兒子“這種子弟之禮,是要常常在意的”;而梁思成作為“一家的冢嗣”,梁啟超為他的婚姻費盡了心血,其中隨處可見他對于“禮”的重視。極莊重的訂婚儀式、十分貴重的聘禮、婚禮必由長姊主持,在“官署”加拿大總領事館內舉行,取其莊嚴……這位細心的父親甚至想到“你們若在教堂行禮,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,用外國習慣叫做‘思成梁啟超’,表示你以長子資格繼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譽。”

    “禮”的莊重繁瑣以保證婚姻的莊嚴穩固,不以性情的變易、感情的起落幻化而仳離,其基礎甚至建立在“人格”之上——人格關乎士人最高的學問,乃是安身立命之所,與此相比,一言不合或是一時好惡,簡直不值一提。

    同時,梁啟超談徐志摩的再婚,說“青年為感情沖動,不能節制,任意決破禮防的羅網,其實乃是自投苦惱的羅網,真是可痛,真是可憐!”又說“品性上不曾經過嚴格的訓練,真是可怕”。至于他勸徐志摩不要離婚的那封著名的信,實在是極富智慧。

    他不贊同“吃人禮教”,卻也不贊同“戀愛神圣”;他不贊同僵化的文學、思想、政體,可也不贊同“全盤西化”;當他夸贊林徽因,說她沒有“從前舊家庭虛偽的神容,又沒有新時髦的討厭的習氣”。

    梁啟超十分喜愛林徽因,他曾在給長女的信中自喜地說:“老夫的眼光不錯吧,徽因和思成是我又一次的成功。”在林徽因最脆弱的時刻,他像父親一樣鼓勵支持她。

    長者智識:處憂患困苦而不改其度

    今天我們除了知道康、梁曾發動戊戌變法的史實、了解梁家一門六院士的教育奇跡,怎樣讀梁啟超?

    在我看來,最切近的辦法莫過于讀梁啟超的書信。從《論語》開始,中國的文化講求在具體、特殊的情境下作出不同的反應。梁啟超的書信難得地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——更不用說其中語言的親切有味了。周質平教授說:“一個‘現任’或‘候補’的父親,如果想從前人的經驗中汲取一些‘為父之道’,與其看魯迅的《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》,胡適的《我的兒子》,遠不如讀讀梁啟超給孩子們的信。”我完全贊同。

    梁、林在美留學一年多后,林徽因忽遭喪父之痛。梁啟超給梁思成寫信道:“林叔的女兒,就是我的女兒”;解決她的后顧之憂:“學費不成問題,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”;鼓勵她:“他要鼓起勇氣,發揮他的天才,完成他的學問,將來和你共同努力,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。”最最可貴的是,以他通達、強健的人生觀影響她、教誨她:“人之生也,與憂患俱來,知其無可奈何,而安之若命”,“你們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強烈的人,但經過若干時候之后,總能拿出理性來鎮住他,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牽動,糟蹋我的身子,妨害我的事業。”

    每當我遭遇困境、面臨艱難的選擇時,我就有意無意地拿出梁啟超的書信集,總能找到安慰和支持、智慧的指點和關于如何安身立命的教誨。它們鼓勵我磨煉砥礪自己的品性、使自己的人格臻于更高境界,面臨選擇時才能不迷茫、身處困厄才能不頹墮,而這一切皆是為了導向更好的自己、更幸福的生活和更豐富的人生。

    事實上,無論是在梁啟超給子女的書信中,還是他由“西化”所回歸的中國傳統的儒家修身學說,都強調人如何面對困境、患難、挫折,大到面對死亡,小到應付壞心情。

    孟子說“生于憂患、死于安樂”,梁啟超在家書中反復說:“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,能使人精神振奮,志氣強立”,“小挫折正是磨煉德性的好機會”。在梁啟超看來,如果人格得以鍛煉,便會處憂患困苦而不改其度、不改其樂。此種境界下困苦非但不會造成精神上的苦惱,還會使人“在困苦中求快活”;有了這樣的境界,人生才會通達快樂,不會受牽制于一時的利害、榮辱、得失,而能專心于自己的事業。

    1928年梁、林留學、新婚歸來,面臨職業的尋覓選擇。父親寬慰他們,“一年半載不得職業也不要緊”。他之所以強調這點,是因為害怕他們因一時得不到合適的境遇而“失望沮喪”,他說“失望沮喪,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,我們須終身不許他侵入。”但當梁思成同時得到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聘請時,梁啟超卻力主他遠就東北大學。他說,清華園生活太舒服,容易消磨志氣,使人懶于進取,而“有志氣的孩子,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”。后梁、林在東北大學開創了中國第一個建筑系。

    1937年后,在流亡西南的10年歲月中,無論是面對飛機的轟炸、死神的擦肩而過還是窘迫的生活、如影隨形的疾病,梁思成總保持著樂觀開朗,鼓勵著臥床不起的“迷人的病妻”,用灰質化了的脊柱支撐著日益艱難困頓的生活。家中實在無錢可用,得到宜賓委托商行當賣衣服,他還開玩笑地說,把這只表“紅燒”了吧?這件衣服可以“清燉”嗎?而就在李莊他們那竹篾抹灰、四面透風、鼠蟲遍地的家中,他們開始了《圖像中國建筑史》的寫作。1947年受邀去美國講學時,他已完成了這部英文寫就、配有大量精美手繪插圖的杰作——如果沒有父親梁啟超早年督促提醒他于憂患困頓中磨煉德性意志,很難想象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,身穿鐵馬甲、忍受鉆心疼痛,還能夠堅持野外調查和繪圖寫作,而終有所完成。

    梁思成一生的幸福和成就離不開他的父親梁啟超——在決定他人生的關鍵幾步中,他父親那深刻的思想、理性的智慧時時在為他著想。

    生命精神:在萬仞岸頭添上一撮土

    在梁啟超給子女的信中,除了“人格修養”,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“學問事業”。和梁啟超同為“清華四導師”的王國維曾說古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需經歷三種境界,可見學問事業要有所成,經歷多少追尋、艱辛,就要經歷多少孤獨和疑惑、彷徨和虛無。梁啟超因為早已身歷,所以一點即通,能給出心有靈犀的指點。梁思成向父親抱怨說,自己終日繪圖,怕日后會變畫匠,梁啟超卻寫信道:“你有這種感覺,便是你的學問在這時期內將發生進步的特征……”

    梁啟超反復對孩子們說,“求學不可太急”;“莊莊,雖然你的英文不及格,可是不要著急”,和今日之父母真是大異其趣。他這樣教育孩子:“做學問原不必太求猛進,像裝罐頭樣子,塞得太多太急不見得便會受益。”而要“優游涵飲,使自得之”——這是“我國古來先哲教人做學問的方法”。

    梁啟超在《讀書法講義》中提到的三個問題,他說是一個人“修養的最要關頭,必須通過”,而他在書信中,早已給出了回答。

    我很好奇,當人的品性磨煉至較高的境界,生命會呈現出怎樣的狀態?

    梁啟超自述:“無論何種境遇,常常是快樂的。”他說自己“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”(“厭倦即為苦惱,乃至墮落之根源”),“每歷若干時候,趣味轉過新方面,便覺得像換個新生命,如朝旭升天,如新荷出水”。

    原來在經歷磨煉、成為境界高尚之人的過程中,我們已經被回饋了快樂而不厭倦苦惱、生機勃勃的生活和人生??赡芤彩窃诖艘饬x上,孔子說,“朝聞道,夕死可矣”。

    1926年3月,梁任公因尿血癥入協和醫院診治,診斷結果為一側腎壞死,決定手術切除,而協和醫院的劉瑞恒博士卻誤切了好的一側腎。術后發現,徐志摩憤慨地主張起訴,并在報上批判此事。梁啟超竟決定不抗議,他說:“中國人學西醫,能開刀將腰拿出而人不死,已了不得,吾何為抗議哉!”他顧慮當時西醫本被大多數人懷疑,若抗議國人更要因噎廢食。在如此得失和死生面前,梁啟超竟能做到淡然而有幾分幽默,足見其人格境界的高超。此后的兩年,他不斷出入于協和醫院,靠一頁病腎,他的身體沒有康復,卻仍著述不止,時刻不忘“對于全世界人類和文化,在萬仞岸頭添上一撮土”。1929年1月19日,這位中國思想界的巨子溘然長逝,終年57歲。

    (本文刊載于2016年8月27日《新京報·書評周刊》B04-B05版。作者:王晶晶 編輯:羅東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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